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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在广东清末粤商强势发声言政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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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在广东:清末粤商强势发声言*


专题采写:羊城晚报 邓琼


  解读专家: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邱捷


  上世纪初,摇摇欲坠的清王朝于1906年宣布开始预备立宪,全国各地的立宪派也随之产生。在这件事上,广东不同于其他地方立宪团体的“商绅合流”,势力强大的粤商不甘依附于士绅来谈立宪,亟待自己发声。他们希望参与管理的范围之广,如今看来也颇令人咋舌。


  1907年11月成立的粤商自治会,便是这样一个“强势组织”。从1910年4月15日香港《华字》刊发的一条消息(左上图 郑迅摄)可以看到,粤商自治会召开大会的议事范围,包括沙基新涌水上治安、据理力争抵制美货、新*起义善后等诸多内容,很有声势。


  领导爱国运动抨击时事


  辛亥史记:粤商自治会成立于两广商民反对英国攫夺西江缉捕权的斗争中,次年又因“二辰丸案”掀起了近代中国第一次抵制日货的运动。1909年,澳门勘界起纠纷,粤商自治会继续领导和参加这场带有反帝爱国性质的抗争。同时,他们始终在当时广东的社会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针对治安、经济、文教等发展*策提出自己的诉求。


  羊城晚报:作为一个由商界发起成立的民间团体,粤商自治会能管得了这么多事吗?


  邱捷:看上去粤商自治会集会所讨论的问题,虽说多数由商人提出或与商界利益有关,但涉及治安、*事、外交、侨务等方面,其中还包括对1910年新*起义的善后,这些显然非商人团体所能解决,但粤商自治会却要召集群众大会来讨论。特别是里面还出现了一句“尤属不成*体”,这在当时是皇帝训斥大臣或上司训斥下属的套语,粤商自治会居然将其用于抨击时事,在官、绅看来确实是很过分。


  从我掌握的情况看,粤商自治会在领导爱国运动时,常常毫无顾忌地抨击外务部,召集大会参加者动辄数千人。讨论内*问题的集会,也号召各界民众来参加。这样的集会在以往广州的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在其他大城市也不多见。


  羊城晚报:像这样由资本家组成的*治性组织,在当时并不多见吧?


  邱捷:确实是这样。粤商自治会主要由广东的商人,即商业和金融业的资本家组成。20世纪初年,广东出现粤商自治会这样的组织,是广东工商业发展的结果,也是资本家“*治觉醒”的表现。广州总商会在1904年成立,但被一些守旧大绅商把持着,无法满足陈惠普、李戒欺等一批具有新思想的商人参与*治、改良社会的要求,因此他们趁着后来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发起成立一个能反映这部分商人利益和要求的*治性组织。


  过多批其立场未必公正


  羊城晚报:粤商自治会不仅领导反帝斗争,还“时时开会,批评*府,极得社会好评”,他们为何具有这么大的社会能量?


  邱捷:清末,广州是国内工商业特别发达的城市之一,而商人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治活动,乃广州的一大特色。很多商人都抱着一种使命感去参与公共活动,提高自身以及整个商界在社会上的地位,也增强商界的凝聚力和改善商人团体的社会形象。例如,在1905年“反美拒约”运动中,广州商界代表就曾与美国商界代表在香港进行谈判,粤商自治会还致电美国总统,反映出广州商界较之国内大多数城市的商人而言,有更多的现代意识和自信,同时也赢得了在民众当中的威信和声誉。


  当时,国家面临外国的侵略,民族主义日益高涨,现代的国家认同在知识阶层和大城市的居民当中逐步形成。拥有经济实力、逐步具有现代意识的广州商人,亲身感受到外国侵略对切身利益的威胁,一旦遇到外国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事件发生,商界头面人物挺身而出,


  可以说是势所必然。


  羊城晚报:粤商自治会在斗争中虽喊出了“抵死力争”的口号,但斗争方式仅限于“文明抵制”,无非是开会演说、发电请愿、抵制外货等,他们害怕暴烈行动引起外国干涉和人民的暴动。这是否说明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呢?


  邱捷: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已被近代中国的历史所证明,不能否定。不过,我们讲到清末商人爱国运动的表现时,对他们担心、反对“暴动”的立场加以过多指责,未必公正。本来,作为商人,一般来说没有披坚执锐的责任;在爱国运动中,“暴动”也并非唯一的选择。粤商自治会一再主张中国大办海*,并表示商界愿意承担“海*捐”,反映了他们希望*府以武力保卫国家权益,将商人行动作为对*府的协助。而且,当时商人抵制美货、日货,自己的经济利益首先会受损,能够这样做就值得肯定,不应过于苛求。


  粤商曾为革命助力发声


  辛亥史记:革命*人*兴和胡汉民曾在一封信上谈到*花岗起义后广东的情况,说道:“今则殷实商人愿附入吾*者日众,因见革命*起,而民间丝毫无干扰……事后粤省民贼乃藉口搜捕,纵兵掳掠,……商民之受害者,更不胜言,故民心专向于吾*,而视虏*府如蛇蝎。”


  羊城晚报:粤商自治会对革命运动和革命*的态度如何?


  邱捷:粤商自治会内部对革命的态度是远非一致。事实上,当时的立宪派对待革命运动的态度也有很多差异。在革命运动不断发展的情况下,粤商自治会反对清*府对革命残暴镇压的*策,革命*人也曾利用自治会为革命做一些工作。1910年春,同盟会领导的新*起义失败,参加起义的士兵流散乡间,在广州的一些同盟会员要求自治会营救参加起义的新*士兵。自治会不但满口答应,还热心协助,派出人员到四乡收容新*士兵,并出钱遣送他们回乡。自治会还为此召开大会,维护新*,坚决反对清*府追究起义士兵。


  *花岗起义中,革命*人表现出了为挽救国家危亡不怕牺牲的崇高精神,他们在起义中的严格纪律性尤其使商人们感动。在顺德县良教沙,清乡的官兵开枪打死一名80岁的老人和一个刚从南非归来的华侨,粤商自治会曾根据当地“耆老”的请求,向水师提督李准提出查究。


  不仅如此,有的粤商自治会骨干人物,如谭民三、李蘅皋后来还成了同盟会员,一些自治会会员也对革命“资助一些传达信息往返旅费和印刷传单等等小事情”,有人则“借办善事而暗中进行一些零碎的反清工作”。


  延伸阅读


  澳门勘界:


  粤商力阻清廷出卖国家


  清末,在澳门划界问题上,起了一场纷争。澳门在明代被葡萄牙强租,后来成了外国侵略中国的基地。1887年,清*府与葡国签约,承认澳门现状,并规定日后划界。但从19世纪末开始,葡萄牙便借助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威势,一再越界扩大控制区域,并在越界区修筑炮台,征收赋税,驱逐居民,甚至焚烧村庄,开炮杀害居民。1909年春,清*府开始与葡萄牙谈判澳门边界问题。


  此时,广东各界组成了“勘界维持会”。粤商自治会多次召开会议,声讨葡萄牙的侵略行径,提醒清*府“稍一徇情,全粤受害,势必抗死力争”。葡萄牙领事称粤商自治会“贿嘱”、“假爱国”、“不合例”(违法)。粤商自治会召开大会,写信质问葡萄牙领事,并要求粤督照会外务部与葡国公使交涉,同时致电葡国外交部、葡国驻华公使抗议该领事对全体粤商的诬蔑,还打算致电世界各大报馆。


  这场斗争使得历时四个月、经过9次谈判的中葡澳门勘界会谈未取得任何协议而中断,阻止了清*府在谈判中出卖国家主权。


  广东自治研究社:


  成员多为士绅 热心治盗防乱


  广东自治研究社是在清*府宣布预备立宪后广东成立的又一立宪团体。自治研究社的成员多出身士绅,90%以上具有科举功名或官职官衔,这与粤商自治会以“商”为主明显不同。


  广东自治研究社在成立之初,以研习宪*、传播法*知识为宗旨,出版过《广东地方自治研究录》,观点比较温和。研究社的成员很多进入并基本控制了1909年成立的广东省谘仪局,在*治上表现得特别温和、保守,与地方当局关系密切,对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一直持对立、抵制和敌视的立场态度。他们热心倡导地方自治,关心社会治安,所以积极配合地方官,为“治盗”、“防乱”献计献策。


  广东自治研究社由于没有商人参加,许多想做的事,往往因为款项无着而“猝难举办”,打不开新局面。他们与粤商自治会各行其是,绅与商互不相投,给广东的立宪运动带来了不良后果。


  闲话今昔


  代代粤商


  引领潮流


  粤商与徽商、晋商、浙商、苏商一道,在历史上被合称为“五大商帮”。广义上的粤商包括潮州帮(潮商),广州帮,客家帮,其中潮商与徽商、晋商,是中国历史“三大商帮”;狭义的粤商指广州帮。


  粤商文化历史渊源深远,商业氛围浓厚。粤商所处的岭南地区,毗邻东南亚、香港、台湾,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最早由广东进入,然后辐射全国。敏感、勤劳、刻苦、务实、低调,这些都可以在粤商身上体现。粤商在近现代历史上,都起到了引导潮流的作用。正如专家在解读上世纪初成立的粤商自治会时所言,“广州商界较之国内大多数城市的商人而言,有更多的现代意识和自信,同时也赢得了在民众当中的威信和声誉”。


  如今,新一代粤商在传承和发展传统粤商精神的基础上,有了更多的时代特色和更丰富的精神内涵。2008年举行的首届新粤商大会发表的《新粤商宣言》,从5个方面、用20个字总结了新粤商的精神实质。“敢为人先”:彰显新粤商的眼光、胆识,体现新粤商拼搏进取的商道精髓;“务实创新”:踏实、内敛、守信,与时俱进,是新粤商恪守不变的商道禀性;“开放兼容”:是粤商坦诚达观的商道准则,他们不狭隘、不封闭,虚怀若谷,博采众长,在竞争与合作中汲取养分,滋养壮大,新粤商们更将在全球合作的格局中寻求共赢,再展雄风;“利通五洲、达济天下”:粤商取财有道,济世有义,惠泽社会,助人为乐,奉献,是他们的人生境界和商道灵*。


  《宣言》还指明了新粤商的历史使命:解放思想,锐意进取;科学发展,与时俱进;全球合作,寻求共赢;开拓市场,坚守诚信;创造财富,回报社会。邓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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