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冰川
年，中国农产品贸易额.3亿美元，同比增长8％。其中进口亿美元，增长14％；出口.3亿美元，减少3.2％；逆差.7亿美元，扩大32.9％。农产品贸易在货物贸易中占比5.3%，处于年加入WTO以来的最高水平，其中农产品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比例为2.9%，而农产品进口额占总进口额的比例为8.3%，农产品进口比重大幅度提高。
从年的农产品贸易数据来看，农产品出口已经降至历史最低水平，而农产品进口出现大幅提高，主要原因在于年非洲猪瘟的产能尚未恢复，新冠肺炎疫情提高了粮食安全的心理预期，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履行。从历史来看，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就农产品市场而言，全球格局和市场秩序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也将对未来产生深远影响。
就市场走势而言，上半年由于疫情影响，国内农产品消费受到影响，农产品价格出现下跌。由于国内疫情防控得当，顺利实现经济恢复，农产品市场下半年也实现了V型反转。全球农产品价格在中国需求拉动和美国货币宽松作用下也实现了快速上涨，同样也呈现了V型反转。对于农产品市场运行的反转，希望能够通过合理解释对未来形成有效预判。
市场基本面问题
农产品市场尽管纷繁复杂，从基本面来看，起引领作用的是贸易大国的大宗农产品平衡，只是面临市场环境的不同，涉及的产品不同，但其中的逻辑是一致的。可以简单地说明，以色列、新加坡这些国家不会影响全球农产品市场；香蕉、车厘子也不会影响全球农产品市场。相反，中国、美国、巴西会显著影响全球农产品市场；玉米、大豆、猪肉这样的产品也会显著影响全球农产品市场。
表面逻辑是稀缺带来价格上涨，过剩导致价格下跌，但是农产品市场存在生产和消费两个维度的关联关系，因此产生了复杂的联动。就过去一段时间中国农产品市场的基本面来看，大致可以描绘如下：
在生产层面，当中国遭遇非洲猪瘟时，首先导致的是饲料过剩，从而带来玉米、豆粕等价格下跌，消费恐慌又加速了存栏的减少；消费恐慌逐步消散后，猪肉价格大幅上涨，这也刺激了生猪养殖的复产扩产，增加了饲料消费，带动了饲料价格上涨；玉米和粕类价格上涨，带动了相关替代品价格的快速上涨，小麦价格由于禽饲料和水产料对玉米的替代出现上涨；玉米、小麦价格上涨，推动了地租与相应人工成本增长，进而导致了竞争作物的成本增长，传导到整个生产领域。
在消费层面，当非洲猪瘟导致猪肉消费下降时，替代品价格大幅上涨，例如牛羊肉、禽肉价格，甚至禽蛋、牛奶均出现大幅上涨，当然这里存在生产成本推高的因素，但是从市场同步角度，消费替代作用更强；通过调研和实际观察，能够发现，当猪肉价格飙升以后，有一部分消费转向了替代品，但是不完全替代，例如禽肉消费产生了部分替代之后实现饱和，另一部分消费则转向了植物性食物，例如蔬菜，其中尽管包含一部分健康消费需求增长，但是主要和消费习惯有关。当植物性食物增加时，作为互补品的食用植物油消费快速增长，由此拉动植物油消费和价格快速增长。
结合农业生产和农产品消费两个维度看，整个中国农产品市场的基本面在于，非洲猪瘟导致肉类产出下降以及在生猪养殖复产扩产过程中的连锁反应。从基本面来看，特别是生猪养殖的产能来看，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年末生猪存栏万头，比上年末增长31.0%。按照农业农村部统计口径，年末生猪存栏已经恢复到年的92%，预计到今年二季度，生猪存栏将恢复到年的正常水平。面对基本面的变化，农产品市场将会面临新一轮的调整。
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叠加
从全球视角来看，新冠肺炎疫情是影响全球农产品市场的最关键变量，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性经济衰退，主要恶化了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就业状况，增加了全球的饥荒和营养不良人口数量；二是为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经济影响，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采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而带来的副作用就是推动了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价格暴涨。
基于这样的背景来考察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农产品市场的影响，总的来说属于叠加影响，即主导国内农产品市场运行的是非洲猪瘟疫情带来的供给短缺，而新冠肺炎疫情则产生了叠加效应，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就国内农产品市场运行来看，新冠肺炎疫情的叠加影响，最重要的因素体现在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上。年3月23日美联储宣布，采取开放式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由此推动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止跌回升，受到中国猪肉、玉米及饲料、食用植物油市场缺口影响，全球主要农产品价格快速上涨，叠加货币量化宽松之后的流动性泛滥，农产品价格上涨进入加速阶段。
以玉米价格为例，年4月以前，玉米价格基本维持在每吨元以内，但是4月以后开始快速上涨，至年3月已经上涨至每吨元，涨幅超过50%。同期，CBOT玉米价格从每吨美元上涨至美元，涨幅也超过50%；CBOT稻谷价格则从每吨美元下跌至美元。显然，国内玉米市场的供求短缺在全球农产品市场上被美元货币因素放大，传导回国内又进一步加剧了价格上涨。而这种价格上涨是一种叠加作用，而非主导因素，否则不能解释全球稻谷市场下跌，这就意味着美元货币因素需要通过市场基本面起作用。
第二，对中国农产品市场有特定影响的，一是纺织品，二是水产品。纺织品主要因为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传播导致防疫需求订单转向中国，而水产品则因新冠肺炎疫情大幅度影响了进口需求，从而推高了国内水产品价格。
从纺织品贸易来看，年中国纺织品服装对外贸易总额.8亿美元，同比增长8.0%，占全部货物贸易的6.9%。其中，出口.3亿美元，仅次于年出口.9亿美元的历史峰值。主要原因在于，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带动了以口罩为主的纺织品出口快速增长。以对美出口为例，年我国对美国出口纺织服装.8亿美元，增长22.6%，其中纺织品类防疫物资出口.9亿美元，占对美出口总额的39%，同比增长4倍多。与此同时，受到全球疫情影响，海外纺织品服装产业链受到很大冲击，使得全球纺织品服装需求回流中国，从而推动国内棉花价格上涨。当然，棉花价格上涨也包含了美元货币的因素。
而水产品消费，尤其是进口水产品消费受到新冠疫情冲击，屡次从进口冷冻水产品包装检出新冠病毒，对消费信心产生很大打击，使得进口水产品消费大幅度下降。这也导致国产水产品，特别是鲜活水产品价格在年下半年大幅提高。年3月，国内草鱼、鲫鱼、鲈鱼、梭子蟹价格比年同期分别上涨了33.3%、55.6%、%、44.4%。
第三，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使得过去在行业内交换的信息通过各种渠道进入社会传播，部分利益主体获得收益之后从信息消费转向信息炮制，对社会认识产生了相当的误导，在某种意义上增加了社会恐慌，例如，年3—4月间，城市居民抢购粮油等民生物资。
新冠肺炎疫情对农产品市场以及国民经济社会的影响很难穷尽，但是对中国农产品市场的影响主要是叠加效应，并非对基本面产生影响。能够看到，尽管疫情期间不少国家宣布农产品出口禁令，但是年农产品进口却攀上新高。由此可见，对中国农产品市场的巨大体量而言，新冠肺炎疫情自身的作用并不大，真正起作用的机制在于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政策调整及影响。
对年以来农产品市场运行的解释
整体来看，年中国农产品价格呈现出V型反转，全球农产品价格也是如此，主要反映出中国与全球农产品市场的深度互嵌。关于年农产品价格走势与中国农产品贸易之间的关系，关键因素在于两点：一是非洲猪瘟疫情影响导致生猪产能下降，受猪肉价格高位运行的影响，年国内生猪养殖复产和扩产速度进一步加快，扩大了对上游资料的需求。二是由于饲料粮需求快速扩张，形成了一定的缺口。全球主要经济体货币宽松政策，尤其是美国宽松货币政策，对全球大宗商品的价格，尤其是维持紧平衡状态的商品，形成了快速推动作用，而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又加剧了现货市场囤积和进一步上涨预期，从而形成循环反馈，例如玉米价格的上涨。
从年全球农产品市场与中国农产品贸易来看，一言以蔽之，“中国猪肉短缺”+“美国货币宽松”构成了市场运行的基本逻辑。当然，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有两点：一是新冠肺炎疫情使得全球农产品贸易的秩序被打破，从疫情开始部分国家宣布限制农产品出口到最后又重新放开出口，不仅破坏了全球农产品贸易秩序，同时也人为制造了紧张情绪，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政策的盲目性；二是新冠肺炎疫情导致了全球经济衰退，恶化了发展中国家贫困边缘人口的收入状况，进而导致了谷物消费增长，特别是粗粮食用消费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谷物的紧张状况。
显然，无论根据人们的认知，还是当前消费价格指数的权重，中国农产品市场的基本面由粮价和肉价决定，当粮食和肉类市场的基本逻辑明确以后，其他农产品市场的波动无非是受到间接影响程度的大小。例如水产品，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对进口水产品的影响，使得国内水产品价格走势也呈现出V型反转。此外，包括蔬菜、水果等具体产品，都服从当前农产品市场的基本逻辑，包括年大葱价格暴涨都是如此。
之所以得出“中国猪肉短缺”+“美国货币宽松”这样的逻辑，或者说两者自身的作用机制，实际是基于两个判断：
第一，纵观年全球农产品市场，基本面最大的影响因素是中国非洲猪瘟疫情影响引发的需求缺口，但是真正推动全球农产品价格快速上涨的却是美国的宽松货币政策，毕竟中国非洲猪瘟疫情最早发生在年，年猪肉缺口比年还要大，但是年全球农产品价格同比却是下降的。因此，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货币因素对价格上涨的推动作用更为明显，但是前提是商品的紧平衡或者短缺状态，意即“中国猪肉短缺”是前置条件，否则相关的信息放大作用不会产生。
第二，如果“中国猪肉短缺”+“美国货币宽松”的逻辑成立，那么说明中国对全球农产品市场产生了足够的影响。从中国与全球农产品市场关系来看，在加入WTO以前，基本是国际市场对国内市场产生影响，中国是全球农产品价格的被动接受者。加入WTO以后，到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之前，中国与全球农产品市场的关系日益加深；年以来，中国对全球农产品市场的影响持续加大，例如非洲猪瘟引发的全球饲料价格上涨也不会导致国内猪肉价格出现大幅上涨。
短期内农产品市场的一种预判
基于之前全球农产品市场的因素分析，在“中国猪肉短缺”+“美国货币宽松”双重因素下来观察未来全球和中国农产品市场。从预判角度，年全球农产品价格在上半年仍将维持高位，下半年将会进入下行通道。值得注意的是，年下半年中国猪肉将大概率会面临一次较大幅度的下降，叠加猪肉惯性进口，使得猪肉价格下跌可能会呈现出“踩踏性”；受此影响，玉米等饲料粮价格也将被拖累，一旦猪价“踩踏性”下跌，势必引发玉米等饲料价格的恐慌性情绪。另外，当市场基本面平衡被打破，随着资本的加速抽离，国内玉米价格会迅速回归，从而全球农产品价格中枢会重新回归。然而，在美国货币宽松背景下的农产品名义价格中枢回归对应的是实际价格的下降，这一点值得引起国内农业生产者和政策决策机构的注意。从市场运行的具体表现来看：
第一，年，在新冠疫苗快速推广的背景下，全球疫情将出现整体性好转，国际机构普遍预测年全球经济将出现大幅反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年1月《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预测年全球经济将增长5.5%。在此背景下，全球经济和就业状况都将大为好转，这也为全球农产品消费增长提供支撑。例如全球水产品消费和贸易将会随着疫情好转快速恢复。这些因素将在年下半年逐步显现。
第二，当前全球农产品的高位运行将会激励年度农业生产的放大。能够看到，受到大豆价格上涨的刺激，美国和巴西年度产出将会呈现较大幅度增长；如前所述，年中国生猪产能恢复、粮食生产积极性意愿明显增强……当前迹象表明，年全球农业产出会出现一次历史性增长。以油籽为例，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预测，/21年度全球油籽产量将达到6.13亿吨，同比增长4.4%。此外，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控制不仅会增加农产品消费，同时也会增加农业产出。从平衡角度来看，年全球农产品增产趋势明显。
第三，当前全球农业生产的迹象表明，全球农业产能恢复将会超过需求恢复。原因在于，年新冠肺炎疫情之前，全球农产品市场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之中，由于中国非洲猪瘟疫情和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农产品市场失衡状况加剧并最终导致全球农产品价格上涨。从全球角度来看，全球农产品价格上涨带动的增产显然大于需求增长，因此全球农产品价格也会在年下半年以后进入下行区间，这种走势会与中国国内价格变化相一致。
第四，年下半年以来全球农产品价格上涨，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是重要影响因素。从大宗商品角度来看，往往是紧平衡加剧或者边际缺口加大时，更容易成为资本追逐对象，一旦这种缺口消失，即市场基本面恢复，资本往往会率先获利退出，从而形成“踩踏式”下跌，年、年的大幅波动也是如此。因此，在年，尤其要留意下半年国内、国际大宗农产品价格下跌，特别是国内相关政策需要做出相应调整。
警惕另一种可能
在上述预判中，有一个确定性事实，即生猪养殖很快恢复到非洲猪瘟疫情以前的水平，无论是国家统计局、农业农村部监测数据还是行业内共识，都可以证明这一点。显然，当生猪养殖恢复以后，玉米需求实际是明确的，但是还存在另一个变量，即玉米的供给。上述关于生猪和玉米价格走势的判断是基于生猪产能恢复和玉米供给稳定或增长的背景，因此也存在另一种可能，就是玉米产出或者供给水平没有达到理想状态，那么玉米价格将会在生猪产能恢复以后实现较高水平的稳定，从而维持国内农产品价格中枢在高位运行。
如果年玉米产需平衡仍然偏紧，并因此维持玉米价格和种植业产品价格中枢的高位运行，那么这种高价势必会推动年玉米和农产品产出增长，大概率将会使玉米价格下跌的趋势递延到年，对此也需要密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