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乡绅阶层闯入下院，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变化的反映：乡绅阶层在人数、财富、教育以及志向抱负上都呈上升势头。社会仍然是等级森严，但个人的社会流动性却有了引人注目的增加。莎士比亚于当时写道：“抓住地位而又失去，乱作一团，听到的是紧随而至的争吵。”他不仅赞扬地位、优先权和等级，但也承认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被漠视。
乡绅阶层的发展
在莎士比亚所生活的年代，许多乡绅可以追溯到他们的祖先是富有进取心的自耕农，先购买成片的土地，然后进行有利润的租赁，他们的收入从每年大约英镑增长到至英镑。接着，他们的后裔穿天鹅绒的靴裤和丝制的紧身上衣，进入伦敦法学院学习，款待宾客，购买作战铠甲，并称自己为乡绅。但是更多的新乡绅来自于商业、工业、司法界和政界。他们在这些行业中积累了巨额财富后，便购置庄园，加入到乡绅的行列。不仅乡绅的数目急剧膨胀，从整体来看，这一阶层的财富也在增加。新旧家族同样从教会和王室购置庄园。诺福克共有个庄园，在16世纪，乡绅们在这个郡庄园的数目从个增加到个。16世纪后期贵族拥有个庄园、王室67个、教堂91个、学校、医院和其他机构30个。在整个英国，乡绅们占有的土地大约从15世纪的四分之一增加到年的近一半，这些新占土地几乎全部来自教会和王室。
尽管乡绅的地位上升，但贵族的地位不满意下降。伊丽莎白时期的英国，偏袒所有的地主阶级，但贵族在利用这个优越条件方面反应迟缓。从土地上获得更高的收益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提高地租和租地入门费、确定较短的租期（通常为一年）、圈占敞田、合并农场或自行耕作农场。物价的上涨对于圈占像森林、湿地及荒野这样未开垦的土地，显然极其有利可图。随着建造房屋对木料需求的增长，经营木材生意也开始变得能够获取暴利。一些富有进取心的乡绅涉足工业，掘煤、采铅和炼铁。近来的研究表明，在至0年间土地的收益大幅上升，在一些情况下增长不止两倍，而且在0至年间，土地的收益远远地超过了物价的上涨。在到年间，土地的总收益通常增加了3倍，甚至更多。
贵族成员并没有失去其在地方政府的所有权力。一个郡的郡治安长官(在年定为永久性的官职)，大贵族招募、武装、操练民军，并严明纪律。在这项任务上，所有地方官员须予以协助，并听从命令。在亨利七世与亨利八世统治时期，贵族招募了私人扈从成为强势的土地权贵。现在他们作为女王的仆人行使贵族的军事的职责，并听从她的召唤。
贵族和乡绅大量挥霍新积聚起来的财富建造乡村府邸，这些府邸比他们的父辈们所住的更宽敞和舒适、更令人印象深刻和雅致。在与年间，英国人建造了比任何时期都多的乡村宅邸。这些府邸有巨大的窗户、高且前倾的三角墙、环绕的烟囱、私人套房、灰泥天花板、橡树嵌板，通常建成一个平面图为E或H的形状。中心门廊通往宅邸，大厅在一侧，另一侧的套房与其保持平衡，在宅邸正面营造了令人满意的对称。较大的宅邸配有长长的走廊，充盈着灯光，越来越富有和自我意识的乡绅把其家族的肖像悬挂于此。较小的乡绅通常购买绘画的缩微复制品，这种精美、细致的绘画艺术，由一个埃克塞特人儿子尼古拉斯西里亚德带到了完美的境地。伊丽莎白时期的乡村宅邸带有很大的方窗和令人印象深刻的轮廓线，是恰到好处地把英国哥特式的教堂建筑的风格直接应用到家庭建筑的改良产物。但随着时代的进步以及意大利影响的扩大，英国人在哥特式建筑上添加了古典的细节(通常是向佛兰德的样板学习)，但结果不是完全地令人满意，因为装饰不再从设计中自然流露，而成为一些只适用于时尚的元素。伯利男爵宅邸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显示出了新兴富裕地主阶层的排场、奢侈、自我意识、甚至粗俗。
乡绅的主要标志是乐于款待宾客。如威廉霍利斯，在圣诞期间允许任何人在他的宅邸住上3天，而不论这个人的来路和去处。他每天宰杀一头肥牛，热情款待是一种奢侈。在款待约克大主教及其他客人的宴会上，威廉费尔福克斯第一道菜上了16大碟，第二道菜上了14大碟。为庆祝女王取得的成就而举办的宴会的耗资足以使人倾家荡产。莱斯特伯爵在凯尼尔沃思花费了英镑款待王室。富有的乡绅和贵族家族的所耗费的金钱数目极多。德比伯爵有个仆人，与前来的客人一起每年要吃掉56头牛和只羊。家族的开支合计为每年英镑。伊丽莎白时期的人在其他许多方面也是奢侈浪费的。他们购买昂贵的家具陈设、进口的法兰绒和丝绸，穿戴华丽的衣服。当乡绅们穿上缝有珍珠的紧身上衣时，便如常言所说：“所有的家产都缝在衣服的背面。”在丧葬上，乡绅和贵族也没有停止炫耀和挥霍，他们被埋葬在当地教区教堂的辉煌的大理石墓穴中。
爱好知识以及由知识所带来的益处，是伊丽莎白时期的乡绅们又一特征，就像他们喜欢讲排场、显阔气一样。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这一点变得更加明显：男士们的权力增强，这是因为他们在大学或在法学院接受了教育。例如托马斯史密斯爵士，一个农场主的儿子，在剑桥大学成为民法方面的教授后，成为爱德华和伊丽莎白时期的国务大臣，退休后拥有许多庄园。为了减少地位较低者大量进入政府任职，伯利男爵甚至想出了通过一项法律的办法，要求贵族送他们的子弟进入大学学习，但贵族们不需要这样的法律。在伊丽莎白时期，乡绅和贵族子弟大量涌入大学。牛津大学的入学人数从年到年从每年的人，上升到到0年的每年人，之后有所下降，最后保持在每年人。
绅士子弟进入大学产生了两个方面的影响：使学校的人文课程超过了经院哲学的课程；使得学院超过了大学。大学中学习修辞的人数超过学习逻辑的人数，同时阅读出版书籍的：如西塞罗、维吉尔、伊拉斯谟、博丹的著作，也取代了听课。拥有导师的学院的崛起，摧毁了在大学里的授课。在15世纪，牛津大学的学生住在大约50个礼堂里，至年仅有8个礼堂存留。大学礼堂被学院取代了，学院不仅给学生提供住宿，而且还有图书馆、导师、讲堂和教堂。学院甚至给学生们讲授现代历史和现代语言学课程。学生们在这里阅读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托马斯马什的《为官之鉴》。浮躁的学生通过在校园里制造出刺耳的声音来表达他们的兴奋，掷骰子、献殷勤、互相打闹、喝烈酒，但是有许多其他的学生认真学习知识和注重品德修养。大学把军事贵族转变成为有政治才能的贵族。但大学只是男性的天地，还没有女性的位置。莫尔的女儿们、简格雷女士以及伊丽莎白本人所接受的极好的人文教育，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也消失了。
自耕农与农民
在乡绅阶层下的是自耕农阶层，托马斯福勒写道：“这个阶层在英国几乎是一个异数，生活在高贵与贫乏之间。”律师们一直坚持把自耕农定义为拥有40先令年收入土地的自由农，但实际上很多自耕农是从别人那里租借土地。自耕农的身份是经济上和社会上的身份，而非法律上的身份，只不过是不想跻身于乡绅阶层的、成功的农民。他们通常耕种英亩以上的土地，通过改进耕作、农田改为牧场、参与市场交易和雇用农工，可以挣得可观的收入，大约每年到英镑。在16世纪与17世纪早期，自耕农的富裕程度空前。到年，他们所拥有的英国土地从1/4上升到1/3，远远地多于在15世纪所拥有的1/5和19世纪的l/10。他们吃小麦制成的面包，购置有羽毛装饰的床，增设室内楼梯，送他们的孩子去文法学校读书，在训练有素的军队里服役，以其诚实、独立、自尊和坚强而贏得赞赏。
农民的人数要多得多，他们是拥有大约30英亩的土地的公簿持有农，或者是拥有1到2英亩土地的茅舍农。虽然他们依靠土地生存，生活在勉强维持生存的边缘线上，但是在16世纪价格的上涨中坚持了下来。他们用自种的亚麻做罩衫，用自养的牲口的皮革做夹克和水壶，用牲口的角做圆筒的大杯，用自种的粗麻做鞋和灯芯。所服用医药，便来自他们在田地里或菜园旁种植的草药。年景好的日子，他们可以吃到由大麦和黑麦做的面包；年景差的日子，便吃由大豆、豌豆和燕麦掺入一些橡树果做成的面包。他们的房屋仍然是老式的带有山形墙的、覆盖着茅草的农舍，填充横梁之间的空隙的是黏土、沙子、碎石和枝条。一个西班牙人写到：这些英国人用枝条和泥土盖房子，可他们通常却像国王般生活得那样好。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将鸡肉、鹅肉、野兔肉和家兔肉等“白肉”添加到日常饮食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公簿持有农越来越少，而租约持有农的数目却越来越多。在这个世纪末，租约持有取代了公簿持有，成为典型的土地持有状况。但并非所有的乡下人都从事农业。如在格洛斯特郡，只有2/3的人从事耕作，其余的人则从事冶炼和纺织。许多乡下劳动者为了工资而劳动，或作为大家族的长工、佣人，但有事实可以认定伊丽莎白时期的英国与现代的英国的区别，即独立生产者的数量是靠工资为生的人数的2倍。
在伊丽莎白时期的英国，各阶层之间比其他任何时期都融洽得多，交往也自由得多。伊丽莎白时期的人很可能赞同等级和地位，但是由于他们没有过多的自我意识和猜忌而被混合在了一起。乡绅子弟与自由民、工匠的儿子在同样的文法学校学习。自由民的儿子如尼布理的约翰史密斯、作为年幼的伯克利勋爵的同伴一起去莫德伦学院学习。甚至地位低下的农民，威廉哈里森宣称：“在国家中既没有发言权也没有职权”，但在乡村中却发挥着作用，担任教会委员，麦芽酒调酒师以及乡警，在民事法庭上也起着作用，决定农业政策、审理小的司案件。他们经常出现在公共酒馆或酒屋，喝普通的麦芽酒，而此时乡绅们却正在喝法国葡萄酒狂欢。约翰霍金斯把烟草引入了英国，这种烟是借助于烟斗吸食的，价格为3先令1盎司，有些昂贵，但在小酒馆或酒屋里提供一支公共的烟斗已经变得很平常。烟斗在顾客中传递，这样所有的人都能够享用烟草。
乞丐和流浪者
伊丽莎白时期的乡绅可以很容易地和自耕农、自由民相处，但他们轻蔑、害怕乞丐和流浪者。流浪者、乞丐在乡村游走的问题在16世纪并非罕见，但在这个世纪，游民阶层由于急剧增长的人口而膨胀，他们中的许多人找不到工作。在英国，大约有2到4万的游民或流浪者被划分为正在寻找工作的人和不惜任何代价去逃避工作的无赖。在一个郡，无赖大约有到个，他们或2至3人一伙、或40至50人一群游荡。他们中有专业的乞丐，每天可以足足讨得14先令(在当时一个劳动者的平均日工资是6便士)，也有小偷和杀手。他们威胁整个郡，偷羊和牲口，恐吓地方官，强收各种费用，影响了抓捕他们的乡警的微薄收入。乡警在抓捕这些人他的时候经常伴有喧叫声，和他一起的乡亲不予理会，说：“我现在有其他的事情要做。”在这些游民中，引起最大不信任的是吉普赛人。他们于16世纪初首次到达英国，皮肤黝黑，与人交往时显得很神秘，并声称能够预见未来，引起了极度强烈的猜疑。议会甚至通过一项法令，对仍逗留于英国的吉普赛人处以死刑。尽管如此，他们仍在英国逗留并设法生存下去。
贫穷给伊丽莎白时期的人带来了一个比流浪严重得多的问题。在这些年中普遍的贫穷有两个原闪。第一个原因是，人口的增加快于就业机会的增长，促使没有土地的年幼的儿童和失业的织布工人涌入城镇去寻找工作或获得救济金。在伊丽莎口统治时期，大多数城镇的大约1/3到1/4的人成为乞讨的穷人，只靠偶尔的工作维持生计。另外1/3的人靠工资为生，定期受雇，但当萧条袭来的时候他们便增大了穷人的规模。第二个贫困的原因是通货膨胀。在年到年间，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了50%。随着工资的下降，父母把通常只有5到6岁孩子送出工作，从事纺织行业，也就不足为奇了。如发生在16世纪90年代的连续不断的歉收致使而包价格上涨的时期，是穷人们最悲惨的日子。6年在纽卡斯尔，32个贫困的人在街上死于饥饿。在别处，他们很少顺从并起来暴乱。
由于害怕游民和穷人，早期的都铎议会残忍地打击他们。年，议会宣布，乞丐将被关押三天，遭到鞭打，然后遣回原地。年，议会首次区别了失去劳动能力的穷人和体格强壮的穷人。老人、跛足者、体衰者和盲人允许行乞，但是身强力壮的穷人，即使在寻找工作，也禁止行乞。年，议会判决任何成年男性和女性在3日或以上时间仍处于失业状态的应视为乞丐、打上一个V的烙印，并受奴役两年，都铎王朝的残暴登峰造极。法令的过于严酷从一开始就使其成为一纸废文，于年被废止。但仅仅22年之后，议会又判定对第一次触犯流浪法的人处以鞭笞及穿刺耳刑，第二次判为重罪，第三次处以死刑。这一时期这项法令得到强制执行。到年的米徳尔塞克斯郡，44个流浪者被打有烙印，8个人被判为奴隶，5个人被处以绞刑。迄今为止，这项法令在英国济贫法的历史上作为一个分水岭的标志，因为它认定了失业的但身强力壮的人不是乞丐，同时也要求郡以下的地方行政区强制捐助，为真正的穷人提供救济。年的一项法案，甚至授权郡以下的行政区提供大麻、亚麻和铁料，以使身强力壮的失业的人能够就业。
年和年的法案，使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人得到充分的安置，直到16世纪90年代的大饥荒。当时因害怕骚乱、以及忽略穷人所引起的种种不安，议会迅速地通过了《8年济贫法》，年在作了微小的改动后重新颁布，支配着济贫工作长达年。此项法案规定在每个郡以下的地方行政区设立了一位贫民监督员，授权他们为赤贫的人提供适当的住所，安置无明显的固定收入者，让穷人的孩子做学徒。他们还可以向郡以下的分区征税筹集必需的资金来完成这些工作。以这些工作将会得到落实为前提，政府规定：“无论有无许可，任何人都禁止到外面流浪或在任何地方乞讨，违者以流氓、恶棍论处。”
然而，英国的郡以下的地方行政区，只在紧急状况下才执行《济贫法》。在年以前，花费在穷人救济上的大量资金，税收只提供了7%，其余的来自私人的慈善捐助。
结语
宗教改革对慈善工作转向穷人的救济方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宗教改革之前，45%的伦敦慈善团体为宗教的目的而活动，之后，只有7%。在提供救济穷人的资金比例中，贵族和乡绅占25%，工匠占10%，自耕农占6%，下层的牧师占1%。显然，56%的最大部分由商人提供。实际上比临时救济更重要的是，通过慈善性的义务使穷人得到安置。若没有商人的慷慨相助，政府就永远也不能解决贫困问题。